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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融业务 | 发布时间：2024-07-02 23:02:12 | 点击率: 16次
习20日来到张掖市高台县，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再现了当年西路军英勇奋战、血决祁连的那段悲壮历程。习仔细端详，深情回顾西路军的英雄事迹。他强调，我心里一直牵挂西路军历史和牺牲的将士，他们作出的重大的无法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史册。他们展现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体现了红军精神、长征精神，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准备施行打通国际的战略行动，由东征到西征，由宁夏战役到最后打通新疆，一步一步地演化为一个庞大的计划。为完成这一计划，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2.18万人组成西征队伍，即西路军。因种种复杂因素，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出现重大牺牲，到1937年3月分路突围被迫终止使命。
这段历史是我们军史上非常惨烈的一段，在高台的西路军纪念馆里，我们大家可以看见当时重大牺牲的情况：战死7000余人，被虏12000余人。被虏的人中，5600多人被杀害，3000人返回故乡，4000余人被营救送回延安，流落西北各地1000多人，突围至星星峡的400多人。这400多人最初统计403人，最后统计为470多人，是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唯一成建制保留的力量。
西路军的命运与劫难，其担负使命之沉重和聚集矛盾之复杂，斗争之艰苦卓绝和历程之可歌可泣，构成了中国革命史上最动人心魄的事件。
中国革命极其困难，被反复围剿，从江西一直赶到了四川、云南、贵州一带，然后到了川西、甘肃，还不断往西部压，这时出现一个契机。
长期以来打通新疆、接通苏联的联系，一直是我们党追求的目标。1935年6月16日，长征中的一、四方面军还没有会合，、周恩来、朱德、张闻天联合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应当是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以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
这就是说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前，中央已经定了，就是打通国际路线，占领新疆，从新疆获得苏联的援助，这是我们重要的方向。
一、四方面军两军会合后，8月4日至6日政治局举行沙窝会议，进一步说： “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在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方发生革命。 我们所有的苏区，都建立在各个省白色政权接合的敌人统治最薄弱的部位。始终把握着这一条。西北是敌人统治最薄弱的一环，又靠近苏联，因此在这里打通苏联，对中国革命非常有利。
9月12日，北上的一方面军组成抗日先遣队，召开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说： “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1935年11月，张浩从苏联回国，带来重要消息：“斯大林不反对红军向北和西北发展，靠近苏蒙边境。”
当时中央张闻天立即建议：“速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战略根据地。” 12月23日，政治局会议通过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1936年红军的战略方针，以打通苏联为中心任务。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任务。
1936年5月18日，中央决定组成西方野战军。当时一、四方面军还处于分裂状态，张国焘另立中央，中央掌握的力量只有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以这部分力量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兼政委，决定实施西征，设法造成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相机攻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
后来在各方压力下，张国焘也感觉自己搞不成，被迫于6月取消了另立中央，从8月开始，红军从表面上实现了统一。8月12日、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今后的战略方针：
一、二、四方面军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府。
这是当时中央战略方针的演化过程。由决定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单独打通苏联，变成了在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之后，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三个方面军尚未会师，但合作之势已形成。
为了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希望苏联方面解决飞机、大炮两项问题。
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在你们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000-20000支步枪、8门火炮、12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
今天看起来，感觉提供的援助并不多，但是对当时处境十分艰难的红军来说（红三十军枪多一点儿，约5000支；九军约2000支；五军更少，约1000支），能得到20000支步枪、8门火炮、12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弹药，是相当大的支持。
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两月后占领宁夏。至于占领甘肃西部问题，等宁夏占领取得国际援助后，再分兵夺取。
也就是说，武器1936年12月才能到，所以当时中央计划11月占领宁夏，12月，等苏联武器差不多到了，再向定远营挺进。但这个计划后来事与愿违。
10月11日，中央给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正式要夺取宁夏定远营取得苏联援助，当时要求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有利于攻击中卫与靖远之点，努力造船，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
结果10月24日晚，三十军在靖远一带渡河，整个行动大幅提前。10月25日晚，九军开始渡河；27日凌晨，九军及四方面军总部全部过河；29日，五军过河。全部过河部队2.18万人。11月11日，中央和电令河西部队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为副主席。
为什么一支部队过河要走那么远，一直走到几乎全军覆没，一直往西走？一方面为了取得援助，但苏联援助最早12月份才能来。先计划到定远营，后来定远营不行了，退到安西。安西又不行了，退到哈密。在哈密，获知援助要等到1936年二三月份才能到。
首先要看看是不是“孤军深入”，设身处地想，当时河西只有马家军，力量相对薄弱；河东则重兵云集，集中了中央军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部。
我们今天觉得过河是“孤军深入”，其实在当时，过河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
此外，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先期到达，已经与陕北红军共同组建了陕北根据地。陕北根据地面积并不大，客观上容纳三个方面军也确实有困难，养不了那么多部队。再加上当时两个方面军之间确实存在隔阂，所以就主观来说，开辟另一块根据地，慢慢的变成了不仅是张国焘，也是红四方面军多数领导的行动取向。一、四方面军分裂的阴影尚未过去。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一方面军加上陕北红军2.2万人，二方面军1.1万人，四方面军3.8万人。虽然四方面军南下在川西作战时遭受了重大损失，其人数仍然比一、二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加起来还要多，作战能力也最强。
三军会师之前在甘南，四方面军总指挥回忆说：我军在甘南占领的地区，人口80万，而陕甘宁地区人口才40万，相比之下我们的处境相对还好些。
这是真实的情况，不像我们今天一些人想象的：陕北是块福地，张国焘放着福地不去，偏要到甘南、河西。
陕北红军、中央红军会合之后，陕北的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的军政力量。知道，张国焘也知道，四方面军先期占领甘南是不错的，人口80万，是陕甘宁地区的两倍，物产也丰富，问题是能不能占住。中央军来了，甘南势必要丢掉。那么从啥地方再搞一块根据地，作为四方面军发展的基础，成了不仅是张国焘，也包括四方面军很多干部的共同心愿。
宁夏战役计划终止之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央，决定将提供援助的方向，由外蒙定远营改到安西，后来又改到新疆哈密。其根本原因是苏联政府担心苏日关系出现麻烦，如果从外蒙进来，就会和日本发生比较大的冲突。
这样一再改变，形成了什么局面呢？9月11日，共产国际警告，同意红军部队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区域西部计划，同时坚决不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以免其脱离中国主要区域，成为边缘化的力量。但是两个月后，11月3日，共产国际电报，不得不把援助地点调到哈密，这就使得接收装备的红军必须大纵深西进。这个局面是最初各方面都没想到的。
援助地点越来越远，时间也越拖越久，从1936年的12月拖到1937年的二三月，最终成为过早渡河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越走越远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出在我方的决策上。四方面军过早渡河，援助没有到，部队也不能回来，所以提出，在甘州、凉州、肃州这一带建立根据地，等待苏联的援助。这也就是后人看到的“孤军深入”局面形成的原因。
如果援助越来越远，一味等待下去，会面临重大损失，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回来。但西路军为什么没有东返？
第一次东返机会：1936年11月11日，中央正式命名“西路军”。一个小时之后，中央再电徐(向前)、陈(昌浩)：
第一次放弃东返，有轻视马匪的因素。 四方面军战斗力很强，一路打来，最初不以马匪为然，认为河西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真正的威胁是河东的中央军，蒋介石的嫡系力量，毛炳文部、胡宗南部、关麟征部、王均部。
根据官方统计，马匪的兵力和渡河的西路军兵力相差无几。只不过马家军的装备差，大量是民团，也就是几乎未受正规训练的杂牌军。
11月16日，中央军毛炳文部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对西路军构成重大威胁。当时，河东的红军部队为减轻西路军的压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提前发起山城堡战役作为策应，迫使毛炳文部奉胡宗南之命掉头东返，于11月26日回到河东。
毛炳文部返回河东后，西路军总体松了口气，认为主要威胁解除了。当时中央是希望西路军东返的，以增强河东对付中央军的红军力量。但鉴于河东重兵云集，河西仅有马家军，西路军领导仍然选择西进，认为有把握在河西走廊创办根据地。这些都有当时的电报为证。
然而11月18日，古浪战斗失利，九军损失了2000多人。这给了西路军一个非常明确的警示，就是马家军的作战能力还比较强。但这时，第一次东返的机会已经失去了。
第二次东返机会：高台作战以前，西路军已经很难了，中央已下令东返。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提议西路军以一部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夹击敌胡宗南部。但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央取消了东返的命令。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后来回忆：“西安事变后，我们该坚持东进，而我个人在这时不能坚持己见，说服其他同志实行东进，是战略上之严重错误。因为如果东进，最少可以保存西路军的基本力量，而政治亦有得策之处。继续西进实为失策。”
从陈昌浩的回忆看，中央取消了东进的命令，西路军的大多数领导也不愿意东进，就是陈昌浩自己觉得应选择东进，但是他没有坚持己见，说服其他同志，他讲这是战略上之严重错误。于是西路军在“西安事变”后，失去了第二次东返机会。
第二次东进返回，是西路军最好的一次机会。当时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天寒地冻、民情不通。马家军又是骑兵，行动飘忽快速，使西路军处境越来越困难。如果西路军当时东返，甘肃省主席于学忠是东北军的将领，兰州的东北军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会予以配合。河东胡宗南、毛炳文、关麟征、王均各路敌军因“西安事变”，蒋介石返回南京之后，是战是和一时难定情势，因此处于彷徨之中。这是当时西路军有可能各个破敌、安全返回的重大机会。但这次机会也没有抓住，又失去了。
1937年1月20日高台陷落，对西路军震动很大。21日凌晨1时，西路军领导人决定东返，中央接到西路军要求东返的电报后，立即要周恩来协商东北军协助西路军东返，并授予西路军领导“行动方向自决”之权。
行动自决权是中央给战区领导的最高授权，行动方向能自己确定。24日西路军在威狄堡受阻，又回到了倪家营子，失去东返最后一次机会。
这样来看，一次一次机会的失去使西路军慢慢的变困难，最后困守倪家营子。当然最后中央也有电报：
始于1936年10月12日，共军利用截获我商民的羊毛皮筏，在靖远县中泉子强渡黄河，至次年4月底安西截击止， 在整整半年时间当中，最惨烈的战斗有四次，第一是克复古浪，第二是鏖战高台，第三是倪家营子拉锯战，第四是扫荡梨园堡。
这是方面的记载，倪家营子是最后一战。在倪家营子三进三出，当时有战略方案选择问题，有作战能力评估问题，也有领导层的犹豫问题。徐帅后来回忆：“不能利用当机决断权。中央已经授予了可以临机决断，结果来回地犹豫。”
你们现在已处于特殊情况下，已不是一般方法地处理问题，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事项和方法，请你们考虑决定一种：一个是率现存之三团人员向外蒙冲去；第二是率现存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以上方法不论采取哪一种，均须将伤病员安置民间，均须采取自主自动姿态，均须轻装，均须取变化不测战术，如何，望立复。
（一）今天血战部队无弹，饥渴，损失甚大，已战到最后，现存两团余兵力，伤亡及牺牲团级干部甚多，只有设法保存基干；
（二）军政委员会决定徐、陈脱离部队，由卓然、先念、李特、树声、世才、黄超、国炳组成工作委员会，先念统一军事指挥，卓然负政治领导，受工委直接指挥。
在最困难的时刻，担任军事指挥，李卓然出任政治领导。当时石窝会议决定：尚存人员编为三个支队，支队、王树声支队、张荣支队，分散游击。西路军工委随李支队行动。河西走廊两边，一边是祁连山，一边是荒漠戈壁，在这样的区域里打游击十分艰难，不毛之地，生存都成问题。
石窝会议后不久，张荣支队、王树声支队先后被敌打散。唯支队经过极其艰苦的转战和漫漫长途跋涉，最后抵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成为西路军中唯一一支成建制保留下来的队伍。全部力量最后仅余四百多人，西路军受到重大损失。
一是轻敌。 大家一致认为，河西是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以为马家军战斗力不行。
西路军领导开始对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的困难和敌人力量估计不足。到临高地区之前，总讲形势大好，敌人已基本被我击溃。对形势估计判断错误，发生失误。古浪战斗失利，西路军领导感到“出人意料”（没想到九军损失了两千多人）；高台保卫战，董振堂奉命死守高台，两千八百余名官兵几乎全部殉难，对西路军领导“震动很大”。
从总体看，低估了马家军的作战能力是我们吃大亏的一个前提。马家军的核心就是马步芳的青海第100师，警备第1旅、第2旅，马步青的骑兵5师，总兵力不到3万。
我们对马家军的认识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最初并不看好它，但后来遭到失败，又把对手描述得十分强大，不仅仅具备兵力优势，还有装备优势，使我们陷于对方火力的猛攻之中。
事实上他们没那么显著的优势。其武器装备较我军低劣，民团方面更谈不上训练，持长矛大刀及19世纪的毛瑟铅丸火枪。
五军军长董振堂对西路军的领导说过：马匪作战能力不行。董振堂当初在西北军服役的时候，1928年曾在永登与马家军作过战，对方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所以他认为马家军训练水平低，作战能力不强，渡过黄河打垮马家军没有多大问题。
当时红军指挥员中发生这样的对敌人判断失误，不止董振堂一个，中央红军中也有同样的问题。
1933年3月4日，马鸿逵第105旅进占光山郭家河村，与汤恩伯第89师换防。3月6日拂晓，红二十五军74师秘密急行军60里到达郭家河，乘敌人地生疏、立足未稳发起突然进攻，以伤亡30人代价歼敌两个团，毙敌207团团长马兆图、副团长吕宗文，俘敌205团团长马鸣和他的下属官兵2000余人，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8门、机枪12挺、长短枪2000余支、战马百余匹，副旅长马登科仅带60余人落荒而逃。
这些战例都大大增强了红军面对马家军作战的信心。我们为何需要在河西走廊，在甘州、凉州、肃州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后来看根本就不可能，但当时低估了对手，觉得可能。
中央红军也发生过低估敌人的问题。遵义会议开完，确立的战略方针是“赤化四川”，首先建立川西北根据地。中央红军中的几位川籍将领向中央的建议，认为川军好打，作战能力不强，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赤化四川没问题。遵义会议采纳了这一意见，结果土城一役吃了大亏。
所以，对敌人的低估不仅发生在西路军，中央红军照样发生。尤其五军军长董振堂长期在西北作战，对马家军是了解的。他向、陈昌浩等领导建议，认为马家军战斗力不行，会给西路军主要领导留下深刻印象。被大家忽略的是，董振堂已经离开西北多年，而最近一段时间内马家军也是有变化的。
1928年和董振堂作战的马家军，三日一操练，半年一会操，多数士兵把给养拿回去过生活。所以甘、青一带有“只吃粮，不当兵”之说。
说是去当兵，当什么兵啊，把粮食拿回家去了，也没什么训练，就是三天去出个操，半年去会个操，非常松散的部队。在围攻古浪作战时，马家军缺乏现代化训练的弱点就暴露无遗，因不熟悉陆空联络技术，不懂得要布置通讯布板，被前来助战的飞机炸死士兵10多名，军马炸死了30匹。所以董振堂的分析并非没有道理。
但董振堂在保定军校学习的时候，马步芳也在保定军校学习。马步芳后来又在西北军干过，觉得西北军的训练非常好。董振堂他们打完仗离开西北之后，马步芳掌握军队，认真仿照西北军的训练方法，使军队的素质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点，董振堂等人未曾料到。低估了马家军的作战能力，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路军刚刚宿营做饭，马家军一见红军炊烟，急驰而至，将来不及吃的饭食挑翻倾倒后立即逃窜。如此一连数日，给西路军造成极大困扰。过去我们习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现在马家军也来这一套，来得快，跑得也快，确实在战法上就让西路军十分被动。
1936年11月，马家军召开武威军事会议。攻打古浪的敌指挥官、旅长马元海（此人给西路军造成了最大伤害，任第一线总指挥）在会上发言：
与共军正面作战，兵力装备我们比不过，也斗不过，最好的办法是尾追。我们有的是骑兵，发挥骑兵特长，天天将共军的殿后部队截取一部，从武威到嘉峪关的狭长通道上，很能截取一大部分共军的兵力。这种切尾的办法，所用兵力不多，红军只能忍痛，不可能回头护尾，收获的效果一定可观。如果红军长途流窜疲惫之余占领城池顽抗，我则用大力围攻。骑兵沿途疲劳追击使共军休整和给养都成问题，以饥饿疲惫之军盘踞城池，绝没有攻无不克之理。
马元海等人把西北地形掌握透了，把我们的短处看透了，利用这一点，其兵力装备虽然不行，但一截一截吃红军，用他的骑兵快速截我后卫。就因为这个武威军事会议，马元海的理论深得马家军其他将领的赞赏，把他推为步骑兵全军总指挥。
马家军这种骑兵作战形式，在连发武器打击和炮火摧毁下，是一点优势都没有的。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带的部队炮兵没问题，连发武器没问题，所以彭德怀过了兰州往西北打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出现西路军的这种场景，完全一路平推全部扫荡，全部消灭光。马家军这种战法在我军装备低劣的情况下是有效的，与解放战争中的我军步兵、炮兵根本没办法抗衡。
但在当时红军的简陋装备之下，马家军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而恰恰我们出现了问题，未坚持集中兵力。
要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只要是打两团以上之敌，西路军领导人必须亲临现场指导。
后来发生的西路军在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期间，红九军在古浪的失利；永昌、山丹期间，西路军在三百余里战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高台、临泽期间，西路军又是摆出了“一字长蛇阵”，一次一次地吃了没有集中兵力的亏。
陈昌浩就讲：我们确实犯了“分兵攻防”“分兵进击”的严重分兵之错误，一条山时未多集中兵力击敌；在甘、红、古浪时集中兵力不够，主力分开；永昌时期未能“齐打齐进”；水泉子伏兵嫌弱，高台时未能将主力迅速靠近五军。
高台那一战，五军的电台掌握在政委黄超手里，五军军长董振堂孤军奋战，却无法向后方转告信息。因为黄超不在高台，导致整个部队失联，援兵不及，五军受到重创，董振堂牺牲。
正如历史学家胡绳讲的一样：西路军问题涉及张国焘问题，当时中央红军已受到很大削弱，而张国焘四方面军却兵强马壮。
胡绳还讲：“西路军接受的是军委命令，上面署名是张国焘、朱德，张和军委不能截然分开。张当时想与苏联挂上，抬高自己的权势。”
我们今天研究西路军问题，切忌“大翻烧饼”。 过去讲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路线错误的损失，今天又讲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决策的损失，两种讲法都有问题。
当时，对方针的分歧确实发生在了高层，但是我们讲这些分歧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结合真实的情况。的力量、红军的力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不同山头形成的。
1927年以后的武装起义，海陆丰起义、湘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琼崖根据地、赣南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赣东北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闽西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等，由于工农武装割据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从一开始搞武装斗争，就是来自不同山头的武装力量，演化成三支最大的力量：以赣南和闽西苏区为核心的中央红军，以鄂豫皖苏区为核心的红四方面军，以湘鄂西苏区为核心的红二方面军。
不同的力量来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山头，通过磨合、斗争形成统一领导、统一步伐、统一指挥、统一意志是十分艰难的，必须付出代价。
当时，红四军内部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如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大多数与农民意识的负面影响紧密关联。随着踊跃参加革命的广大农民和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尖锐地指出：“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革命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红军一定得完成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统一。这一问题解决得好坏，关系到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也成为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能否走下去的关键。
一支农民队伍怎么变成一个不同于历次农民起义，不同于李自成、陈胜吴广、黄巢和太平天国的队伍？解决这一问题的使命，落在了古田会议上。
当时讲，“不为个人争兵权，要为党争兵权”，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当时红四军内部朱、毛之间的矛盾，被一些海外的学者和我们一些搞党史的人说成是争权、揽权。 就是争，但不是为个人争，而是为党争。要通过集中统一指挥实现改造，进而才能实现胜利。
西路军的问题，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有人又说是争权，争张国焘的军权。 争的是红军集中统一指挥，只有这样红军才可以获得胜利。没有统一的领导力量，没有统一步骤和一致的行动，不可能获得胜利，不可能把我们与太平天国划分开来，与陈胜吴广划分开来。 所以当时对西路军行动出现的分歧，实际上就是与张国焘的分歧。
1936年6月，张国焘刚刚取消“伪中央”，对四方面军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当时与张国焘对红军发展趋势和方式各执己见：先河东还是河西，先向南还是向北，先建立根据地还是先接通远方，先灭马家军还是先取得援助，靠自身力量还是靠外援力量……思路不一致，步调不一致，缓急不一致，方针不一致。西路军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艰苦作战的。
1936年6月，张国焘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1936年9月，中央认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应该先南后北，要求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宁）兰（州）大道，与一方面军共同阻止胡宗南部队西进，争取两个月夺取宁夏。但是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掉头西进，打算渡河，渡过黄河占领甘北，作为“目前最重要的一环”，不愿意与中央会合。他对陈昌浩说：会合后不但我的总政委当不成了，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
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是将宁夏战役看作另辟根据地的非常好的机会。他积极指挥四方面军部队抢先渡河，主要是为了在河西找一个全新的安身之地。所以10月28日，张国焘致电中央陈述他的部署：
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取得宁夏定远营，取得物资后，再与主力回击深入之敌就更有把握了。
张国焘的意思是先到宁夏，先拿装备。中央的意思是一、四方面军共同取装备，包括二方面军也共同到定远营。如果不明白当时三个方面军之间的分歧，和来自不同的根据地、不同山头之间利益的不同取向，你就很难明白西路军的形成及其后来错综复杂的行动。
几乎在要求彭德怀与张国焘“共商”的同时，10月24日晚三十军已在靖远以南的地区渡河，“共商”几成多余。虽然不知当时彭德怀是否还来得及与张国焘“共商”，但三十军的过河总算有一份中央的背书，九军的过河呢？
24日刚讲“九军拟暂不渡为宜”，25日晚九军就开始渡河。说九军不服从中央命令，但九军得到了中革军委朱德、张国焘联名的命令，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其实当时主要是张国焘的意思，朱德被张国焘完全架空了。
10月26日，张国焘命令九军、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渡河。就在渡河的当天，中央以绝密电致前敌总指挥彭德怀：
凉州在西面，宁夏在北面，张国焘有意向西不向北。10月27日，九军及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全部过河。同日，彭德怀、分别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有意破坏预定计划。宁夏战役计划首先击破南敌，四方面军一个军渡河，两个军留在河东，与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共同击退南面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等部。由于四方面军的几个军都渡河，首先击破南敌的方案流产。
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
中央提出警告，三个方面军要联合起来，否则麻烦。结果线日五军过河。从今天来看，西路军作战能力原本强劲，它的整个历史也非常悲壮，但是在过河这样的一个问题上，九军、五军都没得到中央认可。中央后来追认了九军过河，但始终没认可五军过河。简单说它不服从中央的领导，不服从中央指挥，也不太对。
问题在哪里呢？从中央层面看，要求九军、五军不要过河它却过了，可以说违背了中央的意思，但从它的指挥程序来看，当时中央还不能够完全指挥调动红四方面军，他们过去一直是服从张国焘指挥的，具体行动也得到了中革军委的背书，所以也不能够简单说成是擅自行动。
设想通过组织宁夏战役，实现统一指挥，获得对三个方面军的指挥权。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召开会议让各方面把指挥权交来，而是通过一次实际作战实现统一指挥、统一号令。 所以10月29日，在给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
就是想通过实际作战，真正获得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的指挥权。但彭德怀指挥不动张国焘，调不动四方面军。
张国焘不想先打，想先到定远营获取苏联援助物资，这给当时中央的指挥号令带来重大问题。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胡宗南部于11月初截断宁夏通道，隔断了河东红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执行，西路军由此成为孤军。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红军指挥步调不统一带来的重大问题。
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 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 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地去完成你们的任务。
电报里面几次写到“独立”“独立开展一个局面”“独立地去完成你们的任务”，还特别指出“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不受一切牵制”。实质上是强调，中央来电，你们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你们有专断权，关键要搞出一个独立的局面来。这就是在当时中央与张国焘分歧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对西路军的复杂指挥体制。
11月16日，西路军制定《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张国焘立即批准：
你们的独立行动，对实现党的政策路线和战略方针有伟大意义。你们即在甘北、宁夏西北、青海东部大大扩大活动区域，根据真实的情况，组织回蒙革命团体、政权机关和游击队等，必要时你们自己提选人员，组织地方党和政权机关。
“独立行动”“自己提选人员”“组织地方党和政权机关”，这是张国焘对西路军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独立地搞出一个局面。
因步调不一致，中央的海打战役计划、宁夏战役计划、作战新计划等需要一、四方面军配合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实现。这是我们今天看起来难以理解的，却是当时真实存在的，就是指挥层面出现了分歧。尤其是中央对四方面军没有完全掌握，不好直接指挥、也不能直接指挥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军之间的误解交叉其中。由此造成了西路军后来的命运。
关于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两个：一是宁夏和绥远以西，这条路距离较近，人口条件较好，缺点是不易形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这条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有妨碍，但能形成根据地。
实际上在甘、凉、肃三州的河西走廊一带，建立根据地都十分艰难。这是中央发生的第一个错判。
“西安事变”以后，同志、周恩来同志觉得我们也可以通过与西北、东北军的合作，使整个西路军的处境出现重大改善。当时我们与东北军的张学良、西北军的杨虎城和甘肃省主席于学忠达成协议，都是要改善西路军的处境，而且几个维度都同意了。所以12月27日，中央致电、陈昌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
数日之后，中央军进抵西安。东北军、西北军为保证西安的侧后方安全，提议西路军一部分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迎击胡宗南。于是中央改变西路军西进的决定，命令部队东返，配合东北军行动。这样就出现了西路军忽西忽东的拉锯局面。
随后蒋介石又调集重兵进攻西安。根据形势变化，军委主席团再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
出现“反复拉锯”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方面在对当时形势进行判断，另一方面在不断改变判断。对东北军、西北军能不能与红军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判断，对东北军控局能力的判断，等等。这一系列判断之间的拉锯，导致了后来西路军行动的来回拉锯，在倪家营子的来回拉锯。
这种拉锯有点儿像中央红军的四渡赤水——来回地调集部队，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一会儿渡过去，一会儿渡回来。当时部队中充满了怨言，连都发牢骚说，为啥不走弓弦而走弓背。 这是部队不了解中央战略意图，中央决策就是根据敌人的布势来回地改变。 所以，西路军在西部的行踪不定，来回反复，包含有中央对形势判断的来回修正。当时以为东北军能有特别大的影响，最后证实它没有太大影响，对马匪则基本上没有影响。
西路军领导机关⋯⋯要求我们把二马弄好，并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西去援助，军委已屡电指出其弱点，但一方面我们应尽一切可能援助之，二马方面西安尚有办法可想否，可否要于学忠对马步芳来一威胁，谓不停止进攻，红军主力即将攻击青海，如停止进攻，则西路红军可以甘州为界，甘州以东不相侵犯。
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不是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二马有代表在西安否？
后来有些人讲，想让西路军陷入绝境，这完全是信口雌黄。恨不得收买马步芳，让他放过西路军。听说他很爱钱，便问“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步芳，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说当时对马步芳抱有幻想，小看了其干到底的决心，是不得已认的事实；说想让西路军覆灭，见死不救，则是不折不扣的污蔑。
历史上中国人经历过很多失败，西路军是其中一个重大失败。怎么总结出经验教训来？经验教训的总结来自于它的客观，指挥层面、统帅层面都有问题，都有加以检讨的必要。而咱们不可以用统帅层面的问题掩盖指挥层面的问题，也不能企图用指挥层面的问题掩盖统帅层面的问题。
把西路军问题变成与张国焘的个人权力之争、指挥权力之争，以牺牲西路军为代价，取得对红军的统一领导，这是对我们党史的严重玷污和亵渎。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同军队进行殊死搏斗中，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反映出来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远可以让我们尊敬和纪念。
在影片《惊沙》中，高台之战、临泽之战集中体现了西路军英勇顽强、血战到底，绝不向敌人屈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红军官兵用生命和鲜血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
人民之所以能够在革命战争中以弱击强、以劣胜优，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令人瞠目的神奇传说，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支军队的革命英雄主义血脉。我们在指挥层面出了些问题，有方向的争论，有方针的争论，但我们一线官兵作战极其英勇。
俄罗斯在车臣战争中产生的一句名言可以让我们琢磨和牢记：“如果指挥员判断错了，那么就只能靠前方战士的浴血奋战去力挽狂澜。”指挥员判断错了，前方战士可能能够力挽狂澜，也可能不能。西路军就是一群最终无法力挽狂澜的战士。如果是悲剧，最大的悲剧意义就在这里。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讲：“西路军上至指挥下至战士，无不坚毅不拔、艰苦奋斗、抱定与苏维埃的旗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企图完成创造甘北根据地与‘接通远方’之艰巨行动，克服着任何红军所未遭受之困难而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终以饥疲之师，在弹尽粮绝境地，而根本失败。”这是西路军留给后人的最顽强的奋斗之音。
西路军在河西战场响彻云霄的金戈铁马早已淡去，浴血奋战的硝烟也已散尽。西路军悲壮的征战，已汇入了历史长河，正在离我们今天越来越远。但西路军广大官兵“碧血染黄沙，白骨筑青山”的革命斗争精神却长留于天地之间。就像西路军高台的这座丰碑一样，永远映照着我们今天的和平发展。
八十多年过去，大浪淘沙，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仍然在中国革命斗争史册上永放光芒。我们今天讲西路军问题，一种原因是激情，浴血奋战、战斗到最后；另一方面要讲理性，要看到西路军的军事行动发动在中央若干重要转变的过程之中：
一是中国革命即将由分散向集中的转变。一定得完成这个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很多人不适应中国革命有可能而且一定要从分散到集中。
二是红军指挥权将由分散向集中转变。过去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独立指挥自己的力量，现在要统一指挥。
西路军问题就发生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中央指挥机构开始对全部红军实行战略性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一次最为重大的转变。 古田会议是一个转变，完成了对中央红军的全部领导，实现了中央苏区内的统一指挥。
解决西路军问题过程中，中央则实现了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会师之时就想实现这样的指挥，但未能实现。西路军的失败是这一转变过程中付出的重大代价。不论有无这一失败，中国工农红军这种历史性转变必然进行。没有这样的失败，转变的时间会长一些，但是转变本身不可阻止。中国要获得胜利，一定得完成这样的转变。
大革命失败，让中国人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建立什么样的军队，如何领导好这支军队，如何夺取胜利，问题依然严重地摆在年轻的中国面前，这注定是必须经历无数磨难、付出重大牺牲才能认识和解决的过程。绝不会一蹴而就，绝不是开一次两次会议、经过一次两次谈心就能完成。
在这样一个完成思想与组织高度统一的历史进程中，的眼光最远，贡献也最大。“中国工农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古田会议决议，最终使中国领导的这支武装，不同于历朝历代任何一支农民起义的队伍，使这支军队从小到大，从失败到胜利，这支军队的军魂也在此铸就。
历史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任何重大事件都是由多种复杂因素编织交错而成的。这是我们今天观察西路军问题应该具有的更大的视野。中国即将踏上东方的政治舞台，西路军就是打通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通道。援助地点不断地改变则是苏日之间矛盾造成的结果，而“西安事变”更是日本与中国、与、苏联与日本之间矛盾的集中爆发。西路军就是在这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今天，我们看西路军问题，绝不能孤立地就红军看西路军，就河西走廊看西路军，就四方面军看西路军，越看思路越窄，越看心结越深。而应该从更大的背景来观察，从、、共产国际苏联、日本昭和军阀集团这四大力量在东方政治舞台博弈的角度来观察西路军的命运。
表面上看包含了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与不和、共产国际和之间的认识差距、红军与地方军阀之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等等；从大的视野看，则是来自不同方向的红军队伍，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中向着统一纪律、统一意志、统一指挥转变的革命军队艰难痛苦的蜕变。
历史证明：严密的党的组织和统一的被坚决贯彻的军政号令，是中国制胜的关键条件。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西路军问题应该具有的更大胸襟。一定要建设一支严密的党的组织和统一的坚决贯彻军政号令的队伍，才可以获得胜利。前参谋总长郝伯村写的《解读蒋公日记》，总结1945年到1949年在国内战场上失败时说：
国共斗争两党体制上有根本差异，共党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工农群众起家，的领导风格是彻底斗倒内敌，不留残渣，以内部检讨、坦白、批判形成党内精纯，领袖权威、基层扎根，这是共党坚强战斗力的来源。看似集权，实际是组织松散、纪律不严，党组织以知识分子为多，形成士大夫习气和官僚风，不能深入基层，不能植根于农村，导致满盘皆输。
这是我们的对手对为什么获得胜利的概括总结。在夺取胜利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一定要夺取这样的胜利。
1937年12月下旬，会见当时西路军的左支队指挥员、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人。西路军的失败，使其中一些领导人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有所觉察，感到对西路军的返回将士处置措施过于严厉，要做调整。
程世才回忆，讲到客观原因时说：“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米宽的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缺乏同骑兵作战经验，这一些状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他还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行为，除了人领导的红军，其他任何军队也是做不到的。”
程世才回忆，主席最后站起来，走了几步，把一只手稳稳地放在桌子上，望着他们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要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最后一定会胜利。”说：“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广大西路军干部、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就用大刀、长矛和敌人厮杀。但是这也证明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遭受失败。”
这句话可以让我们牢记。一个军队胜利，绝不能仅凭拼杀的精神。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失败。
西路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从来不能淹没四方面军是我们军队中战将杰出的队伍，他们是从苦难之中拼杀出来的一批将领，很多人民著名将领都来自于四方面军和西路军这样的力量。
西方著名军事学者克劳塞维茨说：“仅仅靠纪律、制度、规范、条令和组织并不能使军队产生尚武精神，尚武精神只有两个来源：胜利和苦难，唯有这两个因素，能让军人认识自己的力量。”
中国人民的胜利之源，不仅包括西路军的苦难，还包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苦难，包括中央红军突破湘江的苦难：8万红军过湘江只剩3万，损失5万红军，染红了湘江。
中国革命就是这么过来的。当时蒋介石都觉得红军肯定不行了，肯定失败了，但就是不败，这是人的生命力。
克劳塞维茨说：“一旦武德的幼芽成长成粗壮的大树，可以抵御不幸和失败的风暴，还可以抵御住和平时期的松懈。”我们当年的红军力量，是通过一道道艰难奋战、浴血牺牲的关口形成武德，长成粗壮的大树，前仆后继地向前奋斗，最后获得全国胜利。百万雄师过大江奠定在牺牲多少先烈的基础之上。我们达成这样的胜利，任何人的牺牲都不是白白牺牲，都成了胜利最坚实的基础。
山川地貌的巨变，历史前进的距离，是多少代人牺牲的成果。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一定要让后人也能站上我们的肩膀。一代一代奋斗不息，最终实现习同志所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心胜3》，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标题为《西征作战，白骨永筑青山》，原文有删减，不代表平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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